一碗豆腐花

吴玲

最近上火得厉害，于是特意去买了一碗豆腐花。扫码过后，才发现菜单里罗列着各式各样的豆腐花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有点犹豫，一时间竟不知选哪一式样的。

回想起小时候街头巷尾卖豆腐花的大爷，他挑着担子，吆喝着“卖膏——子（方言，豆腐花），卖膏——子”，那声音浑厚悠长，直直地抵达耳蜗深处，给我带来一份饱满的清甜和无限的遐思。

大爷的豆腐花是用铁桶装着的，桶的一边挂着一把大铁勺和一个装着透明的塑料碗和小勺的大袋子，旁边悬着一个小布袋，里面装着一块两块的散钱。母亲担心用塑料碗吃了对身体不好，便从家里拿来搪瓷碗盛着。

我总爱盯着看大爷行云流水般的调配动作。只见他掀开一只桶的盖，用勺子从桶的边缘舀起，连续几勺，不曾断歇，直至将碗快填满才肯停手。盖上桶盖，然后又细心地询问顾客：“七（吃）不七糖？”，我往往要添加两勺，才肯罢休，再想加一勺糖，母亲却不肯了，她总说吃多了甜食，对牙口不好，但对于吃豆腐花又宽容些。搅拌一下，让颗粒分明的糖，溶解在豆汁里，吃上一口，豆香浓郁，豆汁清甜。夏日午后，喝上一碗，既能解暑又能降火。

这位大爷是我的邻居，人们都喊他杨嗲。因为为人慷慨大方，热情好客，大家都亲切称呼他为“杨豆腐”，我叫他“杨嗲嗲”。我家离杨嗲的豆腐坊很近，总能嗅到豆汁的清香，还有“嗡嗡”的搅拌豆子的机器声，偶尔夹杂着几句杨嗲和妻子交流的声音。彼时天还黑着，屋梁悬下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。杨嗲嗲的豆腐坊，我曾和小伙伴溜进去玩耍过，一次被杨嗲抓了个正着，他也不恼，只说，“玲玲，你们去外面玩。”他总这么耐心。大概是读初中那年深秋的傍晚，天微寒，我见他泡豆子，求他让我进屋参观下，杨嗲架不住我的央求，领我进去。

一进门左手边见到一个大大的灶台，台内的大锅里煮着的黄豆，正“咕咚咕咚”冒泡泡，零散的柴火在灶台后堆放着，烟囱被烟熏火燎得焦黑。右手边有一些方方正正的木板，杨嗲告诉我这是压豆腐用的模板。再往前看去，一些方正的木格子里，正压着鲜嫩的豆腐，与白色的麻布、木板交错着码放。我正准备伸手摸一下，被杨嗲一声呵住，只好悻悻地收回。往里一些，一个很大的搅拌机前放着一口大缸，缸里竟然有滑溜溜的豆腐花，正冒着白色的热气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如一缕缕的金丝般缠绕升空。那场面太过震撼，以至现在仍记忆犹新。

“杨嗲嗲，这里也有膏子(豆腐花）呀！”我感到惊奇。

“现在没成形，等一会就好哒，盛一碗给你七（吃）。”杨嗲一脸慈爱。后来他又告诉我，放石灰水可以让豆浆凝固得快一些，把豆花压紧就可以变成鲜嫩的豆腐。

杨嗲嗲把我让到灶膛口的小板凳坐下，就着红通通的火焰，他给我讲起了豆腐花的历史。最早吃豆腐花，大概是汉朝时候，据说当时的皇帝刘邦曾喜欢吃豆腐，但他的厨师有一次将豆腐煮得过熟了，皇帝一尝，细嫩溜滑，入口即化，吃过之后清香满颊，一时龙颜大悦，钦定为皇帝专供美食。唐朝年间，豆腐花开始宫廷中流传，成为贵族和士人的食物。到了宋朝，豆腐花已经在民间广泛传播，成为普通百姓坊间小吃。

走出杨嗲嗲的豆腐坊，我还看到了门外大缸里、院里簸箕上的豆渣，好奇地想用手去拔那上面成片的白色的毛，被杨嗲叫住了。于是，那天，我在喝了一碗特扎实的豆腐花后，又得到了一袋豆渣。晚上，母亲烹饪成了豆渣汤，相比汤的鲜美，豆渣的味道就有点如同嚼柴了，母亲又说吃了能增强体质，硬逼着我吃了一些。

年岁渐长，嘴馋的习惯一成不变。每到一处，总不免要尝尝当地的豆腐花。豆腐花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制作方法和特色口味，四川的以细嫩和略带麻辣闻名。前几年去广州探亲，在一家豆花店前驻足，店主问我，“豆花是要咸的还是甜的？”我感到很惊愕，原来还有咸味的豆腐花。她用白色的瓷碗盛好豆花，然后用镊子捏了些许紫菜和香菜、虾皮，再在碗里放入榨菜，撒上切好的香葱，点上少许香油、生抽，一碗飘着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出现在我面前，精致美观，竟不忍下匙。

现代社会，经济发展迅速，人们的创造力无穷。豆腐花这种普通的大众食品，也以千姿百态出现在老百姓的日常菜单里，从制作上分有冻的、常温的；从口味上分有甜的咸的；从原料配料上分有红豆的、花生的、芒果的、抹茶的等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纠结良久，我最终点了一份芋圆水果豆腐花。豆香浓郁，润喉爽口。它将水果的清新，芋圆的软糯，都包裹在入口即化的浓醇中。色泽光鲜、口感丝滑、味道纯美、营养丰富，一切都无可挑剔。然而，我仍不免有些失落，对于一个时常生活在回忆里的我来说，其实，我只想要那个初冬傍晚，杨嗲嗲亲手做的豆腐花。只是，那也只能在回忆中了，去年回老家，我又见到了杨嗲嗲，他头发已经花白，他们早已做不了豆腐，再也不能给我盛上一碗温热而鲜嫩的豆腐花。